香港新冠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9月1日至14日展开。位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二楼的香港大规模核酸检测“火眼实验室”，16个舱室按检测流程有序排列，一箱箱样本连日不断被送入场内。
“火眼实验室”里大约有10个工作岗位，包括舱内的拆包、取样、提取、扩增、试剂配置等，以及舱外的支持支撑岗位，如样品管理、物料运送、工作统筹、数据分析等，“各环节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”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（广东组）队长余德文说。
“火眼实验室”内，每天都有数百名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员在此工作，他们各司其职，24小时不间断推进着病毒检测工作。
“纸尿裤已经成了我们的标配。”来自福建省的支援队员肖方震说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可以12个小时在实验室内不间断工作，“大家发现纸尿裤是很有效的办法，期间可以尽量不用去厕所。”
核酸检测开始时，支援队实行“两班倒”——早9时至21时一班、21时至次日9时一班，保证实验室24小时运转，6日之后改为“三班倒”，即每天9时开始，每8小时一班。队员们每进一次实验室，都必须重新换一套防护装备。尤其是拆包、取样、提取，三个舱室都实行三级防护，队员们都穿着连体防护服，戴护目镜、N95口罩和双重手套。
特区政府了解支援队员们的工作辛苦，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点心、牛奶等食品。然而，这些食品被静静地放在场内一角，连日来少人问津。肖方震说，大多数队员进入实验室之前都尽量吃饱，以便工作期间不用再出来进食。“我们就是想早点完成检测，帮助香港控制住疫情，好让香港同胞可以早日摘下口罩自由呼吸。”
来自广西的支援队员蒋立立已经连续上了好几个夜班。她说，由于昼夜颠倒，人体生物钟紊乱，再加上工作紧张，包括她在内的很多队员都出现了失眠等问题。
“安定加咖啡，就成了我们常见的搭配。”蒋立立说，为了抓紧进入睡眠、恢复体力，不影响下一班的工作，队友们常常睡前服用一片安定。醒来之后，进实验室之前，大家再喝一杯咖啡提神。
8月2日，支援队先遣队7名队员最先来到香港。此后，又有数批队员陆续抵港增援。目前，共有来自广东、广西和福建的575名支援队员在港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。
很多队员抵港之后根本没有时间休息，培训之后直接进入实验室工作。来自广西的支援队员蔡永林，9月3日6时许和队友们从南宁市乘车出发，15时许抵达香港，21时许抵达实验室、即时上岗，持续工作到9月4日9时。
入关后，大巴车上一名本地向导对蔡永林及同事们说，香港市民之前做检测，从采样到得到报告，少则3天、多则7天。支援队来了之后，他们不到30个小时就知道结果，市民们非常满意和开心，非常感激支援队。“我当时就下决心，一定要尽快推进工作。越早找出隐性感染者，就越能减少他们传播疫病的机会，越有利于香港遏制疫情。”他说。
蔡永林说，他们当时早就忘记了长途“奔袭”带来的疲劳。等到第二天9时有人提醒换班时，大家才一下子松弛下来。走上大巴，很多人歪头便睡，直到宾馆。
余德文拿出一张图表，上面的柱状图显示着每天样本检测的情况。“其中有四天，我们的样本检测量达到20万个以上，这是非常理想的，也超出了我们预期。这说明，我们的队员进入状态以及互相配合都非常好。”余德文说。
进入实验室以来，来自广东的支援队员廖亚龙，手臂和背上一直贴着止痛膏药。他说，因为长时间重复提取样品的动作，队员们手臂和背部都出现了肌肉酸痛的症状。“我们广东队已经发出500多盒膏药了。”他说。
来自广西的支援队员莫翠菊负责拆包工作。每天手拆数万个样本袋，时间一长，很多队员的右手大拇指脱了皮、裂了缝。后来，他们又尝试使用剪刀拆包。由于长时间机械式地握剪，莫翠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直到现在还不能伸直。
来自福建的支援队员曾邦伟则负责实验室检验物品的后续处理工作。实验室检测完成大量的样本，每天，他和队员们都频繁地体验着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感觉：一会儿要进入20摄氏度左右的场内集纳样本、送上吊车，一会儿出来、紧急送去处理间，那里持续烧开的高压锅令房间内温度高达40多度。“我们的衣服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一天不知道反复多少遍。”他说。
香港新冠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开展以来，截至9月12日20时，累计共有约166.6万人在检测中心登记检测，支援队已经累计检测完成约161.6万个样本。
在港期间，因为工作任务繁重，也出于防疫需要，支援队员们一直过着酒店和实验室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，从未能外出领略“东方之珠”的风采。很多队员对香港的印象，也只是来自每天在通勤大巴上向窗外的匆匆一瞥。
“我想等疫情过后，再和家人到香港来。相信那时的香港会更美！”蔡永林说。（记者 苏万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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